文/本报记者 牛浩江 图/窦翊明

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宝根在陕西代表团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议:在西安设立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不是西安第一次试图成为“新特区”，在2007年，西安市曾做过同样的努力，但最终未果。

本组稿件在回溯西安申报历程，反思落选原因，探究相关行业现状、了解各个特区承载使命的同时，也采访了长期、细致地思考此类问题的学者型官员，力图客观深入地反映此次申报的战略要义，为读者呈现一个处在“临门一脚”关键时刻,在改革中求解相关命题的西安的所思、所为与所谋。

 “在西安设立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3月10日，陕西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宝根提出以上建议。

在万众瞩目的两会期间提出，西安方面此一建议可谓高调。当然，高调背后是迫切的愿望。陈宝根说，目前只有西北地区没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西安设立改革试验区，正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全面性、多样性。

如果此役成功，那么，西安将成为第五个“综改”试验区，从而加入“新特区”方阵。

昔时因，今日意

除宏观布局的考虑外，陈宝根还提出了西安设立“科技特区”的两项优势。

“西安是陕西的省会城市，是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关中—天水经济区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

因此，陈宝根表示，设立“西安试验区”，有利于增强西安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此外，“西安是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完全有能力承担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任务”。

陈宝根这一建议的提出，同时也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统筹科技资源，对实现这个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似乎是不放弃任何呼吁的机会，陈宝根在另外的场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3月11日，在陕西代表团举行公开新闻发布会后，陈宝根在接受腾讯新闻频道访谈时表达了“希望中央政府能赋予西安一个综合实验区”的意愿。

同时，陈宝根表示，“我们会通过一些议案提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西部城市的比较优势，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能够赋予西部城市更多的试验机会。

“我准备提一个提案，就是希望中央政府能赋予西安统筹科技资源这样的一个综合实验区。因为西安的科技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教育的优势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它们隶属于不同的领导，有中央属的，有省属的，有市属的，这些资源不能共享，科技资源都不能共享，科技人员这种智慧都不能共享，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我们想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赋予一个试验的机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积极的探索和积极的改革，能使西部的这些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陈宝根说。

这并非陕西代表团的一厢情愿，3月9日，作为“家乡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也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充分发挥陕西科技实力雄厚的优势，加快实现由科教大省向科教强省的转变，并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这一信息自然也引起了敏感的观察人士的大胆推断，由此，在西安设立统筹科技资源的新特区成为焦点，围绕此有关人物和阐述都加速着西安市迈向“科技特区”的步伐。

未雨绸缪

西安方面在全国两会这一热点时刻提出设立“新特区”，除了诸多优势外，学界活跃人士猜测，西安市自然已有所筹备。

循着这一思路，记者于近日联系西安市发改委两个相关处室，试图了解该委围绕申报所做的一些工作，但对方分别以“这个问题不大清楚”和“目前没有新的进展”作答。

但就在全国两会前的2月21日，一篇关于西安发展谋篇布局的报道中，西安市发改委主任王学东表示，西安市将进一步加大对统筹科技资源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城市的申报工作，争取通过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加快西安市的改革进程，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国防工业的创新资源也将进一步激活，促进军工企业技术能力和技术成果向传统产业辐射渗透，形成军工技术和产业的融合体系。

当然，新特区的申报并非一个抽象的身份转换。王学东同时透露了一些相关的工作细节：“市发改委将研究制定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大力支持有关产业的发展，增强科技教育和自主创新对西安市经济的拉动作用。

“我们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企业运作的发展思路，形成以大学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专业化孵化器为核心，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为支撑的创业资本、中介服务等市场要素为纽带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把西安建成国内外有名的科技创新高地。”王学东说。

在全国两会上，西安不是唯一提出这一诉求的城市，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意在成为“新特区”的城市还有其他三个。

“北京将研究申请自主创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的声音。“在合肥芜湖设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人大安徽团向大会提交了这一建议。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则提出“毕节应该进一步成为国家推动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 “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目标瞄准的也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反  思

这不是西安第一次试图成为“新特区”，在2007年，西安市曾做过同样的努力，但申报第四个“特区”的尝试并未成功。

当时，西安以何种方式申报试验区，曾一度成为悬念。

2007年9月21日，陕西省省长袁纯清赴西安、咸阳两地调研，在调研中袁纯清提出，积极争取西咸经济一体化示范区成为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因此，西安当时正是意图将准备多年的“西咸经济一体化示范区”申报为新特区，以破解目前西部发展中遇到的金融、政策等各方面诸多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从上海浦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天津滨海的金融突破，到成都、重庆的“城乡统筹”，每个试验区的改革侧重点不同，这表明国家已经开始将区域发展重心转向 “专题性改革试验区”，要求在不同地区探索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

对于西安市最终的申报专题，当时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和“军民结合”三种意见。

这三种分别来自当地官员和学界的意见各有依据。他们分别为“国家部署中西部大开发初期以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科技创新’符合西安科教大市的地位”和“军、民用装备的‘两张皮’严重制约了西安工业经济的发展”。

去年6月，在成、渝申报设立“特区”终获成功后，对于西安市的“名落孙山”，各个方面的质疑曾一度涌现。

此后不久，有西安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在非正式场合表示，西安正在争取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比成、渝的规格更高，和天津上海一样的。陕西省和西安市早已经和国家开始接触。而此次落败是“因为我们申请得太晚了”。

西安确实晚了一步，据记者掌握的资料，在2007年4月，在待批准的19个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和地区中，并没有西安的身影。

继成、渝之后，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